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結構變革顯示了該經濟發展的活躍性。瑞士在二戰后經歷了經濟增長和完全就業時期。當時，行業結構之間的變動并不明顯，因為從一個行業退下來的勞動力很快會被另一個行業吸收。直到上世紀70年代，瑞士才經歷了一場大的經濟結構變革。從1973年到1976年之間，就業人數迅速由310萬下降到280萬，鐘表和建筑業勞動力流失尤為嚴重。從1990年至2001年間，瑞士經濟的顯著特點是經濟增長遲緩、外貿額大幅提高及瑞郎堅挺及結構的再次大幅調整。可見經濟結構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常見而必然的現象，但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也常常伴隨著行業危機甚至結構失衡等現象。本文將著重討論在克服危機的過程中國家和私人主動性分別發揮的作用。
一、結構調整與結構失衡
結構調整是經濟不斷發展、分工進一步細化、生活質量不斷提高過程中的自然現象，通常具有積極意義。經濟結構根據不同因素的變化如技術進步、需求變化而做出調整，如瑞士在近幾百年中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國進而發展為以服務業為主要產業的國家。
而當經濟結構急劇變革并為國民經濟帶來一系列重大消極影響如失業、設備閑置、由于人員外流而導致的知識流失等時，則被稱為結構失衡。但在實際中，結構失衡和結構調整很難區分，如人們通常把大規模失業看作結構失衡的標志之一，但若僅憑消極影響來判定，則通常會走入誤區。因此還應看到，結構失衡是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的，并具有不可預見性，因為通常市場參與者會通過調整等措施避免危機的發生。
二、瑞士產業間結構調整原因分析
瑞士結構調整的主要原因是科技進步和出口導向型生產的增加，此外，消費者喜好及對國產產品的偏好也對結構變革產生較大影響。由于行業的不同，受以上因素影響的程度也各有不同，例如工業主要受技術進步的影響，而在其他方面如衛生和保險領域在存在對國產產品的偏好。
農業生產效率雖較從前有很大提高，但是由于其他產業的技術調整，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下降。此外，其他行業出口競爭力的增強導致瑞郎升值，因此廉價的進口農產品就對國產同類品構成了競爭，最終導致國產農產品產量急劇下降。
雖然工業技術進步幅度大，但由于國內需求偏好轉向服務業，因此工業發展勉強能同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保持一致。消費傾向（消費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的增長也對出口進而對工業生產產生了消極影響。能源部門由于需求的增多而增長顯著，而建筑業則由于需求的減少無法從技術的日益提高中受益。
第三產業中的貿易生產效率雖然提高，但由于其他行業技術進步，貿易生產需求減少，消費需求偏向非貿易型的服務領域，因此貿易也無法從技術進步中受益。銀行和保險業則從日益增長的服務出口中受益，技術轉變也提高了該行業的效率，消費者偏好對保險業增長的貢獻率幾乎為50%。
三、瑞士結構失衡現象舉例及其原因
由于瑞士國土面積小，經濟屬外向型，因此受外界影響較大，除經濟結構調整現象外，在不同行業也存在或曾存在嚴重的經濟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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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 |
地區 |
結構變革類型 |
時期 |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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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 |
瑞士東部 |
持續性結構危機 |
30年代至今 |
來自低工資國家的競爭；需求下降；瑞郎堅挺；非歐盟成員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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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表 |
納沙泰爾 |
結構失衡 |
70年代 |
產品結構僵化；技術革新（石英表）；來自亞洲的競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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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 |
索羅圖恩 |
暫時性結構危機 |
70至90年代 |
來自低工資國家的競爭；生產能力過剩；企業類型單一 |
如瑞士鐘表業在上世紀70年代曾面臨危機。當時，該行業在短短六年中就喪失了40%的勞動力。此前，瑞士鐘表業在全世界范圍內都非常成功。瑞士手表以其高質量、精美設計和低廉的制造成本而占領了世界市場。此外，該行業還以分工精細、不同生產階段的加工制造企業緊密相連為特征。該生產體制幾十年來都建立在所謂的“鐘表規則”基礎上，即通過國家制定的限制競爭法規和行業協議，即生產和出口許可以及技術質量規定。但自從60年代國際競爭加劇和石英技術的普遍使用，該規定顯得過于苛刻和僵化。而瑞士制表業完全低估了當時的競爭，并且由于相互之間的依賴性，導致反應遲緩。
為了渡過這一結構性危機，瑞士鐘表企業做出了努力。他們將產品分類，調整結構，降低成本。此外，通過宣傳，喚起消費者對高檔表的推崇和喜愛。
除了鐘表業外，瑞士的其他行業如紡織和機械制造業也遭受了暫時性的危機（見上表），企業為此制定了兩大發展方向：
專業化：針對來自低工資國家的競爭，紡織和機械行業將其產品主要定位于高端及知識密集型產品。
地區間緊密配合并形成網絡。企業間密切合作，特別是在研究和開發及銷售市場方面。
四、地區及結構性政策效果的局限性
針對瑞士不同地區的鐘表、紡織和機械制造行業面臨的結構性危機，瑞士聯邦政府于1979年出臺了《波尼決議》，試圖使這些地區擺脫單一的經濟結構。根據該決議，企業向上述遭受結構危機的地區投資，將獲得投資補貼及稅收優惠。
然而這一措施僅僅使危機得到暫時緩解，從長期效果看，并未有效克服結構危機。為使生產多樣化，納沙泰爾州曾對當地眾多電子生產企業進行了支持，然而從近15年所得效果看恰恰事與愿違：電子企業停滯不前，相反未得到任何輔助措施的鐘表業卻非常興盛。
根據瑞士有關方面對國家在調控在危機產生及克服中扮演角色的調查，在所有國家調控影響到競爭的領域如郵政、農業、圖書銷售、航空、電力、衛生和教育等方面，都存在潛在危機。且這種調控阻礙行業的市場化調整越久，結構失衡的負面效果就越大。因為從長期來看，效率低下、消費者的壓力以及國外競爭迫使國內調控做出改變。當國內供應商突然面對劇烈競爭時，很容易引發危機。而若國家的再調整措施出臺的太晚，也會錯過改革的有利時機。
例如，瑞士對投資基金的管理在協議形式、稅費和投放歐盟市場等方面都同歐盟的管理有所不同，這直接導致在瑞士成立并交易的基金份額在1991至2003年間從39%下降到15%。而在盧森堡成立并在瑞士交易的基金份額在這期間從47%上升到63%。
再如，在銀行的私人儲蓄業務中，曾存在銀行間的利息協議及對州銀行業務地區限制。后由于房地產危機及經濟蕭條，當時的反卡特爾委員會要求逐步減少銀行間協議，并引入有效的競爭機制。但在這些限制放開后，銀行業出現了危機。大銀行的儲蓄分支機構在1999年到2003年間減少了40%，州銀行和合作社銀行分別減少了60%和50%。
五、重點應放在對經濟產生影響得普遍性因素上
根據上述現象及專家意見，普遍性經濟因素遠比特殊地區或結構政策。過多的國家干預甚至會造成結構失衡或錯過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而在克服結構危機過程中，相關企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國家干預的影響甚忽其微。
地區及行業的振興與普遍性經濟因素有較為密切的聯系。如奧地利克恩頓州電子工業曾受到低工資國家競爭的沖擊，自1995年英飛凌公司決定將其研發部門遷移至此后，當地的電子工業發展良好。政府參與了該研發及培訓項目的初建工作并給予了大力支持。后來當地企業在研發領域形成了密切分工合作網絡，并使這一最初由政府倡導并支持的項目最終轉變為由企業自行主辦的科研體系。可見，在一地區企業的先決條件具備的前提下，政府措施才可以達到促進發展的效果。
同高校間的合作以及企業間的網絡可激發企業創新和發展。政府應與企業合作，采取教育科研等方面的輔助性支持措施，如為企業與高校間研究成果及技術轉移創造平臺。但為促進某類企業或地區的行業性特殊措施則是不可取的。
經濟招商活動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也非常有限，根據一項調查顯示，瑞士積極從事招商活動的州并不比那些在此方面相對保守的州發展得快。對法人盈利的低稅收政策卻極大的促進了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六、結論
根據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國家調控的過多干預阻礙了競爭，有時甚至有助于危機的產生，由此也阻止了經濟結構根據市場的變化而做出的適當調整。與國外相比，若相應的規則出臺的太晚或不到位，都會錯過經濟結構調整的好時機。因此國家應制定與市場相符的規則措施，促進企業之間的競爭。在結構危機或失衡發生時，應以企業的“自救”為主，國家應僅致力于創造良好的環境，以使企業能夠發揮其主動性，實現經濟的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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