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禁區的警察。 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中英街。 王軼庶/圖
何籽/圖
活在隔離帶
編者按：冷戰時期由英軍設立的香港北部邊境禁區正在解禁。這段長20公里的神秘帶狀區域，見證了陸港兩地一個甲子的風云際會，也凝固了時光，甚至被遺忘。在陸港民間關系微妙復雜的2012年，對兩地來說，這塊神秘面紗的揭開，加快融合，更考驗智慧。
香港邊境禁區是冷戰產物，也是歷史標本。在半個多世紀的時光里，它既隱形又真實，既見證離斥，也見證融合。
禁區解禁在釋放香港經濟和民生活力的同時，也釋放歷史與記憶，更開啟一段影響深遠的陸港融合之旅。
從香港特區最繁華的中環出發，擺脫密集高樓、兇猛人潮和閃爍霓虹，往北穿越九龍和大半個新界，將抵達一個叫“石涌凹”的地方。
恍如穿過一條時光走廊，在“東方之珠”的北方一隅，竟荒草漫漫，老屋斑駁，雞犬相聞，就連歷史也在此停滯。
就在幾個月前，這里還道路封閉，戒備森嚴。港英時期的警察甚至保留對擅闖入者實行拘捕或開槍的權利。禁區內居民將這里比喻為“被鐵絲籠罩”的世界。
隨著2012年香港北部邊境禁區第一階段逾7.4平方公里的解禁，這堵鮮為人知的香港版“柏林墻”才漸入公眾視野。
香港邊境禁區建于1951年，逐步擴大至28平方公里。這片相當于2800個標準足球場大小的區域，在當時被英國人稱為“香港北部小型萬里長城”。即使在回歸后，禁區仍未消失，這在世界范圍內還是先例。
隨著邊境禁區的政治防衛功用已失，香港民間要求縮減甚至取消禁區的聲音日隆。實現第一階段解禁后，特區政府制定規劃：將在2013年和2015年逐步開放剩余區域。屆時，除去最終仍會保留的4平方公里沙頭角墟、邊界通道與出入境管制站外，香港禁區的歷史將徹底落幕。
封閉六十年
禁區解禁——從工業文明到農耕文明——被囚了六十年——人為圍墻的序幕，就此拉開
自2012年2月15日零時起，封閉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香港禁區第一階段解禁，包含擔水坑村在內的沙頭角六條村落。“感覺被囚禁了六十年，終于開放了。”沙頭角鄉事委員會主席李冠洪不由感嘆。
這個隱形的牢籠誕生于一段大歷史。1949年10月1日，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當天，英軍在一夜間建成了邊界鐵絲網，企圖抵擋勢如破竹的解放軍。
然而，首先沖擊這里的不是槍炮，而是內戰后的難民潮。1950年5月1日之前，每周大約三萬名內地人進入香港境內。一系列邊境事件令中英關系變得緊張。隨后，朝鮮戰爭爆發，英國對華實施禁運。
1951年，港英政府頒布《邊界禁區命令》，以保安理由封閉與中國大陸接壤的邊界，并正式成立邊境禁區。包括香港居民在內，出入邊境禁區均需出示禁區通行證，俗稱“禁區紙”。與此同時，廣東省也宣布實行邊界管理，沙頭角部分地區被列為中方邊防禁區。
后來的多次逃港潮中，港英政府發現偷渡者會將整段鐵絲網推倒或剪破，便沿禁區界線加建了一重品字形鐵絲網，從沙頭角延伸至后海灣；又在最北村落的南沿再建第二重鐵絲網，名為“邊界第二防線”。
意識形態對抗的年代，一道人為圍墻的序幕，以鐵絲網拉開。
被鐵絲網阻隔的世界 逃港者從未停息——在勢不可擋的革命洪流中——在兩個世界的邊緣，荒誕的交融
自1950年代禁區設立后，禁區居民不得不形成一套獨特的生活方式：禁區之外的世界，無論哪邊，一律叫外面。外面就是危險的。宵禁是常事，村口最北的大鐵閘會在凌晨關閉，車輛則決不能靠近最邊界的蓮麻坑路。小山丘上，警方七座碉堡依次排開，夜間會以360度射出白光柱。
哪怕鐵絲網矗立，逃港者卻從未停息。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達56萬人次。
邊境禁區梧桐山連綿，人跡罕至，是逃港的陸上必經線路。如今重新站在這里的鐵絲網邊，禁區原居民姚觀華仍感到心有余悸。
“那頭逃命，這頭抓人，有人死后就掛在鐵絲網上，看著心寒啊。”他說。
意識形態對抗在1967年達到頂點。這一年，香港左派民眾發動“反英暴動”，事件蔓延到邊境。7月8日，三百名中國民兵越過邊境到禁區，向港方警崗扔石塊、玻璃瓶，造成四名警察死亡，三十余人受傷。
自此，兩邊緊張對峙。英軍在禁區屋頂堆滿沙包，架設機槍陣，華界駐軍也嚴陣以待。
“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禁區居民被懷疑有“左派”思想而遭監視。報考警隊的原居民發叔，即便考試全部合格，也因為“政治不合格”被拒入警。
而網那邊的深圳沙頭角也防范有加，一份愛國主義教育材料中寫道：在兩個世界的邊緣，要筑起反腐蝕的思想防線。
對峙之外，歷史又以一種安靜的方式形成荒誕的交融。
邊境封鎖后，一批禁區村民因為遺留田地在深圳，仍可獲得深圳公安局發放的耕作證。“家住在香港，生計在深圳”的情況使他們擔任了最早的“深港兩地大使”。
在曾是其中一員的葉女士印象中，過境時只要向解放軍掀開裝著午飯的飯盒蓋，再讀些寫在黑板上的毛主席語錄，“隨時可以過去”。同時，深圳有田地在禁區的農民也可以憑耕作證到香港耕作——白天，在資本主義地盤干活，晚上，則回到社會主義床鋪休息。
港澳流動漁民是另一群特別的“水上公民”。現在五十六歲的陳志明，當年不但是香港居民，還擁有內地戶口。“這是歷史遺留給我們的禮物。”他說。
某種意義上，禁區所見證的逃港浪潮與這些早期的農業融合樣本，一同推動了時代的車輪——1978年，內地改革大幕拉開，隨后建立深圳特區，史學界普遍認為，“逃港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內地尤其廣東對經濟發展的愿望。
葉秋平還記得當年禁區居民給逃港者送米、送水的場景。日后，他們守望相助，一同創造了香港奇跡。而他們逃難身后留下的禁區，卻仍一成不變。
歷史反轉戲：華界日千里，英界牛步伐
以空氣為界——在國族認同與政治效忠之間掙扎——歷史荒誕之處——一出反轉戲
禁區內的中英街，歷來以空氣為墻。
這條“中國人居住在英國人管轄的街道”，在漫長冷戰時期是分隔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主要邊界之一。街的兩邊，店鋪分別屬于中方和英方。
隨著內地實行改革開放，中英街成為一枚顯赫的時代標簽。在最熱鬧的1980年代，它是象征著中產生活的香港夢。內地人，吉澳人（吉澳，香港的離島之一），香港原居民都趕過來“趁墟”（趕市集）。早上四點多鐘，集市便開始人聲鼎沸。
然而，后來香港回歸，兩地跨境貿易的熱鬧場面反而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結隊瘋搶物資的水客兵團。
羅嘉豪童年上學必經的這條街，后來讓他心生尷尬：一街之隔的世界顛了個，對內地人純樸的情結開始讓位于對兇猛水客的厭惡。
蓮麻坑村前村代表葉秋平也有一些復雜的心事。
過去，他偷偷拿面包送到山上接濟偷渡客，如今他卻不再同情偷渡客，“以前吃不飽全家逃難，現在，是為掙錢一人冒險——性質完全不同了”。
“他們在一個邊緣地帶，在國族認同與政治效忠之間掙扎。”香港歷史學者阮志寫在禁區研究的著作里，發現“抗拒又妥協”，是禁區“邊民”們直面歷史與現實的方式。這種“奇特的務實”還使禁區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