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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一1900年)

同治年間(1862年一1874年)，清王朝通過成功地鎮(zhèn)壓國內(nèi)起義，獲得了茍延殘喘的機會，迎來了所謂的“同治中興”。值此多事之秋，曾經(jīng)席卷中國南方的太平天國革命和云南回民起義，都漸趨尾聲，清朝當局開始在桂滇兩省恢復統(tǒng)治，義軍殘部及其支持者隨即逃離中國，流人與之毗鄰的越南、老撾和緬甸的邊境地區(qū)。于是，在越南東京出現(xiàn)了“黃旗軍”和“黑旗軍”兩支流寇隊伍。后者曾得到大清帝國及阮氏當局的認可，后來參加了反抗法人入侵的戰(zhàn)斗。相對而言，竊國既未立即受到歐洲列強的明顯威脅，也不存在維護其衰微和腐敗的中面集權(quán)，因而這些流竄入境的前義軍殘部，便打著紅、黃旗號，干起了匪盜營生。他們打劫蹂躪老撾百姓，直到19世紀80年代，才最終被泰國和法國聯(lián)合驅(qū)逐出境。

然而，位于東南亞最西端的新月形國家緬甸則受到了中國境內(nèi)鎮(zhèn)壓回民起義的影響，并最終成為滇省回族難民和義軍殘部出亡之通道，從而陷人一種絕然不同的復雜處境中。19世紀70年代，正當云南回族起義失敗之際，上緬甸(即緬北)正處在以瓦城為首府的緬甸雍籍牙王朝曼同(或譯明敦)王統(tǒng)治之下，尚未受到大英帝國的侵占，保持著獨立，并擁有足夠的抵御中國流寇的基本力量。因此，當老撾和越南同時受到太平天國和云南回民義軍殘部騷擾時，緬甸邊境地區(qū)僅只受到滇西回民義軍殘部的影響。盡管滇省穆斯林數(shù)世紀來早已卷人了滇緬間的馬幫貿(mào)易而完全熟諳這些地區(qū)的情況，但此時涌入的難民人數(shù)尚不算太多。由于面臨著清軍的再度圍剿，這些滇省穆斯林(漢語稱“回回”或“回民”，撣族稱之為“潘塞”Pang—hse，緬人稱之為“叛賊”Pan·thei，后來在英文中統(tǒng)稱為“潘泰”Panthay)義軍殘部沒有西逃去騷擾緬人聚居的平原地區(qū)，而是帶著武裝和輻重，撤向緬甸撣邦和今日中緬邊境一帶廣衰而無人管轄的山區(qū)。一些人在此干起了匪盜勾當，致使緬王曼同不得不在1873年至1874年間禁止其活動。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卻和平地沿著中國國界定居下來，并重操舊業(yè)，在東南亞各國邊境地區(qū)做起了長途馬幫販運，成為了杰出的馬幫商人。及至1899年一1900年中英會勘邊界時，在這些定居點中，出現(xiàn)了一個以班弄為首府，橫跨薩爾溫江緬甸佤邦的極為重要的潘泰人(即云南回族，下同)定居區(qū)。

班弄的地形、行政與人口

鑒于佤邦處于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地理環(huán)境之中，是一個既不受中國政府亦不受英國殖民當局管轄的地區(qū)，因而有關(guān)該地區(qū)潘泰人的資料十分缺乏。研究班弄的史學家們，不得不主要依據(jù)英國殖民當局有關(guān)撣邦北部的情況的斷斷續(xù)續(xù)的行政報告，偶爾發(fā)現(xiàn)的當代旅行者記述下來的零星參考資料，以及中國方面有關(guān)中緬邊境勘界發(fā)端的資料，來開展相關(guān)研究。

關(guān)于這一點，前文中業(yè)已提到的戴利氏1891年探險報告指出：撣邦北部的監(jiān)管權(quán)隸屬于佤邦。這份探險報告還追述了英國官方有關(guān)佤族和“強大的潘泰殖民地班弄”的最早記錄。盡管戴利氏造訪之時班弄已經(jīng)建立了十五年之久。然而，在戴氏和后來的其它報告中清楚地表明，在1875年至1890年間，潘泰人在佤邦已經(jīng)成了作為一支重要而又日益壯大的經(jīng)濟和軍事支配力量的建立過程；其基本活動也超出了最初的自我防衛(wèi)范疇，而是像從前的潘泰人那樣，做起了商業(yè)貿(mào)易。他們將英國殖民當局視作一支友好而基本的貿(mào)易力量，以及一個潛在而重要的開展馬幫運輸服務(wù)的雇主。因此，戴利氏在報告中披露了潘泰人對英國殖民當局的同情，以及他們想成為英國治下的臣民的意愿。

當戴利氏1891年探訪之時，班弄已是一個擁有300—400戶人家的村子，“孩子們臉蛋上泛著玫瑰紅”，被遂出中國的大批潘泰人遍布滇緬邊境一線。除了這種以回族穆斯林占絕對優(yōu)勢的社區(qū)村落外，另有一支規(guī)模較小且十分貧窮的漢人集團。他們來自四川、湖南、湖北諸省，居住在“與整潔的潘泰入比較起來，顯得骯臟而又蓋得非常簡陋的十余間房子里”。有關(guān)潘泰人的情況，戴利氏作了如是評論：“這些普通的趕馬人……與其他云南人有著明顯的區(qū)別……他們現(xiàn)在已同撣邦的漢族女子結(jié)婚�！贝骼�氏還注意到潘泰人中“有些人屬于貴族上層”，他們“與眾不同，有的有六英尺高的身材，長著鷹勾鼻和濃眉大眼。因為他們是數(shù)世紀前來華的中亞布哈拉人后裔”。在報告中，戴利氏還對潘泰人所具有的軍事忍耐力、開放的姿態(tài)以及經(jīng)商才干，倍加贊譽。他評價說：“一旦中國當局允許，他們會立即遷回國去。我們可以征募半個團的潘泰人，因為他們個個都是人品端正體魄健碩的硬漢�！�

兩年之后的1893年，斯考特氏(J．G．Scott，或譯史谷特，別名施韋約ShwayYoe，后稱為“撣邦之山”的喬治·斯考特爵士)訪問了蘇木地區(qū)。他對潘泰人似乎懷有某種復雜的感情，因為他把他們描繪成“偶爾經(jīng)商，本性土匪”。這種論斷頗值商榷，甚而需要完全顛倒過來才對。其實在這件事情上，從仰光和加爾各答英國殖民當局的觀點來看，也很難得出斯考特氏所持論點。因為他也報導說：“在佰邦的確無人需要我們……無論是佤人或是撣人……唯一需要我們的是潘泰人殖民地班弄，潘泰人一再向我們請求成為英國治下的臣民�！本桶嗯�本身的情況而言，斯考特氏注意到其規(guī)模已發(fā)展到了300—600戶之間：“房子的墻壁系用方格籬笆敷上泥巴組成，有的刷上石灰。屋頂上蓋著山草。每家都用籬笆圍起一個小院，小院里栽著桃樹和李子樹。村中有一飲馬池塘，但塘水不能飲用。飲用水的供應(yīng)不太令人滿意，是通過數(shù)條小溝從西邊山上引下來的。環(huán)村的山坡上長滿灌木林，但有的地方也被砍得光禿禿的種著嬰粟。”談到班弄的戰(zhàn)略位置時，斯考特氏指出：“通往村里的所有道路都必須經(jīng)過兩個隘口，一個在村北，一個在村南。兩個隘口上新近用土塹修建了兩座門樓，樓頂上蓋著山草。樓上留有小窗。”這些便是村里全部但又毫無防衛(wèi)能力的防御工事。因為村子兩側(cè)地面均末設(shè)防，也沒有“柵欄”之類的東西。斯考特氏也注意到了潘泰人的抱怨，說他們生活在“到處充滿著野蠻的異教徒的種種危險之中”。因而當他訪問該村時，班弄的潘泰人正在修筑環(huán)村的防御性圍墻。他在報告中接著說到：“從潘泰人自己的兵力來看，他們的種種擔憂似乎沒有必要。倘若其裝備再好一點的話，潘泰人完全可以征服整個佤邦。”

除班弄這一潘泰人主要定居點外，斯考特氏還報導了另外兩個小村莊的情況。這兩個村子緊挨著，每村約有80戶人家。一個叫帕昌(Pachang)，坐落在班弄東約一公里的地方；另一個叫潘堯(Pangyao)，位于班弄正南方約十公里。斯考特氏在他1893年的報告中，引用了哈威氏的＜佤邦概略)(Waprecis)一書材料，把這些次要的定居點描繪成了“漢人”村子，并且注意到“這些漢人定居者都是當?shù)嘏颂┤说呐�隸或者至少是仆役(嬰粟種植者和馬夫)”。比較而言，在他較為可信的＜1900年上緬甸及撣邦地名辭典＞中，斯考特氏又很準確地將帕昌和潘堯歸入“回族”(潘泰人，滇籍穆斯林)村子中。

至于班弄的行政情況，斯考特氏指出在他造訪之時，班弄王是一名年輕的小伙子。在這位年輕人攝政期間，班弄的實權(quán)掌握在一位名叫馬國興的杰出的潘泰人手中。馬國興得到了一個由三位長老組成的議會的支持，這三人分別為前大理政權(quán)十八大司之一的大司藩安文義，以及曾在杜文秀政權(quán)作過官的馬寅新(音)和馬祖成(音)。除漢名外，這些潘泰人也使用穆斯林經(jīng)名，安文義經(jīng)名穆罕默德，馬寅新經(jīng)名伊司馬儀，馬祖成取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經(jīng)名叫“希遼隆蒂”(Shiliaolongti)，這一經(jīng)名引起了斯考特氏的特別注意。因為“該經(jīng)名如此不倫不類，以致引起了其隨員中地道的印度穆斯林士兵們的嘲笑”。斯考特氏提到的這位年輕的班弄王身份很難確定。他很可能是馬寅安之子。據(jù)利厄托南·麥奎德氏(LieutenantMacpuoid)的報告，1891年時他統(tǒng)治著班弄，但他死后“馬國興又取而代之”。據(jù)這些零星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統(tǒng)治班弄的是一批流亡境外的云南回民，他們曾在杜文秀政權(quán)里做過官，有的甚至是高級官員；首任班弄王是馬寅安，他卒于1891年至1893年之間，他可能就是1875年負責建立班弄的頭領(lǐng)。當然，對1893年班弄幼王的合法任命，人們以為是由其先輩——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按世襲方式?jīng)Q定的，只是表面上通過了班弄全體穆斯林的同意罷了。

根據(jù)斯考特氏的調(diào)查，這批潘泰人中的絕大部分穆斯林，是由大理、蒙化(杜文秀的出生地)、永昌(保山)、順寧(風慶)以及云州(云縣)遷移去的。他們“全都是商人、馬鍋頭和有錢人”，并“雇傭著許多長工做馬夫和苦工”；1893年斯考特氏訪問班弄時曾注意到，多數(shù)潘泰人不帶武器，他們“人數(shù)少，只做做手工勞動，很富裕，顯得有些恐懼和討嫌”。但他最終(1900年使用殖民概念時)還是認為潘泰人“依然是一個比漢人更優(yōu)秀的民族，并且歷史業(yè)已證明他們也不是一個好戰(zhàn)的民族”。除了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潘泰人外，班弄居民中也包括了人口日益增長著的撣一漢人和云南人(含漢人和一些較窮且與班弄建立者無關(guān)系的回族)。一方面是因為云南回民起義失敗后，清政府取消了對回民的限制，誘使許多人回歸云南故里，造成了部分居緬潘泰人向中國回遷。另一方面是由于潘泰人與漢人或撣族之間的通婚呈普遍上升趨勢。此外，和從前一樣，有的潘泰人繼續(xù)背井離鄉(xiāng)，深入到克欽人和佤族居住的與世隔絕的山寨中定居下來。

班弄的伊斯蘭教情況

如同我們所預(yù)料的那樣，有關(guān)班弄潘泰人信奉伊斯蘭教的情況，我們能見到的資料仍然十分有限。乃至英國殖民緬甸之時，班弄的潘泰人仍從事于經(jīng)商、趕馬，以及充當著這塊無人管轄的佤邦事實上的法律及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對中國而言，他們簡直又是曾經(jīng)卷入云南大規(guī)模起義而又流亡國外的異端信仰的開業(yè)者。事實上很清楚，班弄的潘泰人和他們的云南回族同胞，以及流亡緬甸其它地方、逞羅、老撾的同胞一樣，都是清一色的信仰遜尼派中哈乃斐(HanafiMadhhab)法律學派的穆斯林。人們已經(jīng)注意到他們同時使用漢名和伊斯蘭教名的習俗，但其貧乏的阿拉伯文知識以及乏人指導的伊斯蘭宗教操守，或許正是斯考特氏提到的受到印度穆斯林土兵嘲笑的原因。但必須記住，不論是否理想，人們在感悟源于天方麥加的正統(tǒng)伊斯蘭教方面，理解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因而，從希賈茲學派(Thelhjiaz)的罕百里派(Hanbdi)觀點來看，這些印度穆斯林土兵或許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班弄的潘泰人當然也會鄙視其伊斯蘭操守，如同鄙視柬埔寨王室的伊斯蘭操守一樣。

巴伯氏(ColbmeBaber)在其報告中對潘泰人的宗教異端的指責，或許過分了。1878年他前往大理、騰越(今騰沖)地區(qū)旅行時，發(fā)現(xiàn)云南回族不行割禮，不過安息日(星期天)，不用穆斯林經(jīng)名，不能辨別禮拜朝向，不懂阿拉伯語，僅僅只知道不吃豬肉而已。因此，巴伯氏太熱衷于這些責難了。其實在這些責難中，只有不懂阿拉伯語一項是對的。在許多非阿拉伯語世界的穆斯林地區(qū)，這種情況一般說來都是正常的。當然，許多云南回族伊斯蘭經(jīng)師(阿訇)是精通阿拉伯語文的，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生活在緬甸班弄的潘泰人穆斯林社區(qū)那樣，他們自知不足，但已奮起直追去加以改進。

因此，當斯考特氏1893年訪問班弄時，我們看到潘泰人中已有“幾位哈只”，他們的馬幫通常可以根據(jù)打出的伊斯蘭“旗號”或印有＜古蘭經(jīng))經(jīng)文的小三角旗來加以區(qū)分。班弄領(lǐng)導人起碼都同時使用漢名和伊斯蘭經(jīng)名，一些富商或有學問者，都能在交談介紹時用上幾句阿拉伯習語。更為重要的是，班弄擁有自己的清真寺，有40余位成年男性穆斯林承擔著社區(qū)的宗教義務(wù)，另有一座供主麻日聚禮用的清真寺(ajamacaMasjid)和一所伊斯蘭經(jīng)堂學校(madrasa)。他們禮聘了一位印度魯克蹈(Lucknow)的茂爾維(Mawlawi)法克爾·賽義德，穆罕默德(FaqirSayyidMuhalnmad)做總教長，負責宗教事務(wù)的管理，并在社區(qū)里教授阿拉伯語、波斯語和興都斯坦語(hindustani，印度北方回教徒使用的語言——譯注)。在1893年的報告中，斯考特氏進一步指出：“今年有許多潘泰人去了麥加朝覲。”在其＜1900年撣邦北部地名辭典)中也作了記錄：“自從大英帝國占領(lǐng)以來，已有數(shù)位班弄潘泰老人前往麥加朝覲，親吻了克爾白天房的玄石�！�

禮聘印度穆斯林茂爾維，定期從人跡罕至的中緬邊境地區(qū)前往麥加，履行艱難而破費昂貴的朝覲功課，這些宗教操守清楚地表明，班弄的宗教組織是健全的，潘泰人對伊斯蘭教禮儀也是通曉的，并且他們還急于去掌握更多的伊斯蘭教教律學(fiqh)方面的正統(tǒng)知識。

[dvnews_page=處在世紀之交的班弄]

處在世紀之交的班弄

繼斯考特氏1893年訪問之后，19世紀末對班弄作最后一次詳細報導的，是麥奎德氏1896年的調(diào)查報告。此時馬國興仍是班弄王，麥奎德氏還專門應(yīng)邀登門訪問了他。麥氏記述說：“我到達時，在門口受到了馬國興本人的親自迎接。他把我熱情地領(lǐng)進一間長方形的大屋，請我在一張鋪著華麗桌毯的桌旁落座。本地的其他貴賓已在院里，這時也進了屋，在我落座后，他們才在客廳兩側(cè)的長凳上坐了下來。屋子勉強夠全體人坐……客人們隨即被招待以盤裝的糖果，我的桌上也堆滿了，還上了茶水�！痹谟懻摿诵拗�曼德勒一滾弄鐵路計劃及其對班弄的潛在影響之后，潘泰人給麥奎德氏及其隨員送了兩只山羊和四籮大米。這位大英帝國的情報官因未備有回贈禮物而顯得十分尷尬，只好將其隨身所帶的花了3盧比從曼德勒雜貨攤上買來的一只小樂器盒回贈給了班弄王。

隨著令人興奮而連續(xù)不斷的訪問，麥奎德氏注意到：班弄到處都是潘泰孩童，每戶潘泰人家的房子平均都要比撣族人家的長出兩倍。他還參觀了清真寺，這是一座宏大的木頭建筑，旁邊緊挨著一所伊斯蘭經(jīng)堂學校。但據(jù)說那位印度穆斯林教長法克爾·賽義德·穆罕默德已經(jīng)辭職離村而去了。麥氏估計班弄約有200戶人家2000余丁口。村里用于重要運輸?shù)鸟R約有l000匹，但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立即征集到另外2000匹。如同斯考特氏一樣，麥氏也注意到了班弄飲用水的不足。潘泰人已擴建了水池，并用一根粗竹筒水槽從四周山上將水引下來，這種引水槽也被佤族廣泛地使用著。潘泰人及其雇傭的長工也種一點有限的稻子，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顯然是次要的，所需糧食大多靠從外地進口。班弄四周的山坡地大多用于種植嬰粟，鴉片成了這里居民的主要產(chǎn)品。

潘泰人的財富顯然仰賴這后一種商品，以及他們壟斷著的該地區(qū)的全部商貿(mào)通道。據(jù)戴利氏說：“無論何時何地，在野佤這塊土地上”，都有穆斯林馬幫來來往往。這一點得到了麥奎德氏的贊同。他對潘泰人的武裝如此精良感到吃驚，僅在馬國興家里，他就見到有14支來福槍(包括一支馬蒂尼一享利槍)，幾乎每家都至少有一支來福步槍。班弄王再次表達了希望得到英國殖民當局保護，以免除來自四周佤族威脅的愿望。這次會談結(jié)束時，班弄王也表明了潘泰人“生活在和平與不受任何人的威脅之中”，并答應(yīng)了麥氏希望他加強班弄防御工事的請求(斯考特氏1893年提到的碉堡此時尚未竣工)。

馬國興對班弄自身的防御能力是頗為自信的，故而麥氏總結(jié)說：“潘泰人武裝精良，完全能夠自我保護。當遇到任何來自當?shù)氐穆闊�時，他們完全可以不中止馬幫運輸而召集到足夠的壯丁�！笔聦嵣�，班弄在佤邦地區(qū)已是最富足和最強大的部落，當1899年至1990年中英會勘邊界時，班弄的潘泰元老們都熱衷于要求建立一座醫(yī)院和一所英文學校(由他們自己出資)，并由英國警方提供保護。

因此，在世紀之交時，班弄仍屬于班況(Panghkawn)部落的正式領(lǐng)地，佤族統(tǒng)治者每年依然收取他們100盧比的年貢(每年在帕冷Hpaljeng繳納)。然而，英國殖民者的到來，卻成了改變這種現(xiàn)狀的觸媒劑。佤人忿怒地反對這位多管閑事的不速之客，以及其潘泰“盟友”，而后者(潘泰人)則利用了佤人的敵意，去擺脫了班況王的統(tǒng)屬，并以斯考特氏1900年所描述的“邊境上最富足的部落，事實上比整個撣邦任何部落都要富足”為其標識，逐漸使自己成為了該地區(qū)事實上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