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中國晉級為資本凈輸出國之后，中企出海也開始步入新時代---從國際化走出去，發展到本地化扎根當地，全面融入當地政治、環境與社會生態圈，方能穩定高效地拓展業務。君合律師事務所紐約合伙人郝勇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企業如果要去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則勢必要有更加充分的思想準備。他表示，在對待環境、社會和政治風險的管控上，實際上全球范圍內有一套比較完備的跨國投資風險管理體系，而中國公司需要做的是進入這個“圈子”，同時在內部培養對接的人才。
從希臘、到斯里蘭卡……2015開年以來，中國企業出海投資接連遭遇“虛驚”。
當地時間2月5日，斯里蘭卡新 任政府終于改口，給中國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Colombo）港口城項目開了綠燈。這終于使得項目投資方、貸款方以及合作方懸著的心放了一半。就在上個 月，斯里蘭卡新任總理瑞倪·維克拉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當選后宣布，政府將重新評估該項目。
政府極左翼新政府重新審核中遠集團參與經營的希臘比雷埃夫斯（Pirae-us）港口的私有化項目，最近受到輿論強烈關注，但此后希臘方面已經改變態度。
這兩起案例都出現在當地政府交替之時，為了更好的進行國際化運營，中企此后有必要進一步熟悉與融入投資目的國的政治與商業環境，才能在局勢出現轉變之際游刃有余。
“在 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投資，和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企業會遇到不同的挑戰。中國企業許多也是第一次到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缺乏經驗……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公司 必須隨時對這些政治變動做好應變計劃，這是（跨境投資）計劃的一部分。”托普金斯（Tompkins）國際咨詢副主席邁克爾·扎庫爾（Michael Zakkour）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道。
大國崛起的“煩惱”
和走入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在新興市場投資遭遇的挑戰會更不可預測。而這些問題，中國企業才剛剛開始遇到。
“中 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過程，是一個受挫的過程，這是非常正常的。之前日本、韓國和美國企業，在投資發展中國家或者新興市場的時候，也會碰到類似的問題。”顧問 公司“才富薈”創始人翟斌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他之前擔任著名“獵頭”羅盛咨詢公司（Russell Reynolds Associates）海外中國中心的總經理，負責為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提供人才服務。
前沿戰略集團 （Frontier Strate？gy Group）總監、《走向西方的中》作者約爾·拜卡勒（Joel Backaler）羅列了中國企業跨境投資中的問題風險，主要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方面，其中在國家安全、網絡安全、資源、中國信任缺失、消費者保 護、環境保護等方面。
中企出海之前應該了解清楚當地的歷史風俗文化，扎庫爾認為，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拉美或者非洲，尤其是曾經有殖民地歷史的，過去投資的企業必須要對這些歷史十分敏銳。
翟斌認為，目前中國企業在新興市場投資的遭遇，可以算得上是大國崛起的“煩惱”。他表示，現在中國跨境投資的投資額度和工程規模都日益擴大，同時投資的行業 多是通信、基礎設施、交通和資源這些需要與當地政府保持密切關系的領域，再加上這些項目的投資多是大型國有企業，目的國可能會有一定的刻板印象，認為這些 是國家行為而不完全是企業行為，因此會有戒心。這些都為中國企業在這些地區的投資設置了額外的障礙
風險管控的多種方法
在上述案例中可以發現，這些大多由國有企業牽頭的對外大型基礎建設投資，需要靠國家層面的外交來斡旋。但與此同時，在商業社會里，解決出海遇到的政治、社會和環境問題，也需要用完備的商業邏輯來進行風險評估，盡可能做好風險管理計劃。
君合律師事務所紐約合伙人郝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和到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企業如果要去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則勢必要有更加充分的思想準備。郝勇曾經為多個中國國有和民營企業在亞洲、非洲和拉美等地的能源和基礎設施類跨境投資項目進行法律咨詢，有豐富的經驗。
他表示，在對待環境、社會和政治風險的管控上，實際上全球范圍內有一套比較完備的跨國投資風險管理體系，而中國公司需要做的是進入這個“圈子”，同時在內部培養對接的人才。
前期評估時，在融資環節進行這些風險評估，是比較常規的做法。
郝勇透露，由于大多數投資到這些目的地國家的多是規模較大的基建、能源和民生項目，因此尋求國際多邊發展銀行的貸款成為重要的融資渠道，而這些多邊發展銀行在進行盡職調查時，會對投資項目有較為嚴苛的評估。
其 中比較重要的一項就是環境與社會責任（E&S）評估，目前包括國際金融公司（IFC）、美洲發展銀行、中國東盟基金、中國進出口銀行等諸多面向海 外發展項目的國際多邊金融機構，都制定了完善的E&S管理體系，并貫穿于對潛在項目的篩選和評估過程中。在該評估中，會覆蓋對投資項目地區的環境 傷害和社會影響，這會使得投資人和融資機構較為清晰地對可能遇到的相關風險進行預判。
“通過這些前期評估，可以防范 和應對風險。一旦出現問題，可以很大程度上減少或者消除企業的責任。”郝勇說。此外，國際上許多商業銀行采用世界銀行的環境保護標準作為參考，形成了一套 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這是一套用以評估融資項目的非強制的資源性原則，并適用于所有行業的融資項目。截止6月，總共有35個國家的79個金 融機構已經正式采納了赤道原則，覆蓋了整個新興市場七成的國際項目融資。
而在政治風險的管控上，企業可以通過購買專 門針對政治風險的保險來提高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如果投資到低收入、高風險的前沿國家，那么世界銀行下屬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提供的投資擔保計 劃，可以為到這些國家的私人投資進行擔保，其中政治風險擔保是其產品的核心，為投資者與借貸方提供在國有化、政府毀約、貨幣兌換限制、戰爭與社會暴亂等諸 多情況下的保護，這些風險往往是企業參與到國外重點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主要障礙。另外，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作為唯一承辦出口信用保險業務的政策性保險公 司，也提供類似的海外投資和信用保險業務等。郝勇表示，企業在進行跨境投資決策之前，需要在前期做大量的風險評估，盡管需要付出許多花費和時間，但這是必要的。（轉自晨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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